文章摘要：位于江西九江东北部的江洲镇是一个江心岛，小岛四面被江水包围，多次遭遇洪涝灾害。7月以来，江州镇水位已超过历史警戒线，接近98年洪水水位，而镇上常住人口仅有7000余人，多为留守老人和妇女，防汛人手严重短缺。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致信在外乡亲，呼唤年轻人回乡抗洪。这封信公开后，四千多人返乡抗洪。在东莞打工的梅秀明和陈西就在其中。

乘轮渡回岛上取物品的村民

文、图|殷盛琳 编辑|王珊

梅秀明和陈西（化名）都是九江人，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、结婚，人生前二十几年的夏天，他们分别在城郊的村里和更偏远些的江洲岛，见证了必然降临的南方雨季、堤坝边不断上涨的水位线、大人们神色慌张地在江边岗哨巡视的脚步。

长江世世代代从小城流过，小岛更是被无休无止的江水包围，对他们来说，水或者说洪水是再平常不过的词汇——每年6月开始，村民就会接到防汛任务。

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发生时，他们还在读小学，对灾难无知无觉，留在记忆里的那个夏天更像是一场闹剧。梅秀明当时只有8岁，还在上小学一年级，因为家里的房子建在坝上得以躲过一劫，房屋受损的村民都在他家避难，楼上楼下住了有20多人，印象里大人们好像并没有电视上演的那种灾民的愁苦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聚在一起笑眯眯地打牌、吹牛，停电了就点上蜡烛接着打。

陈西记得那个暑假吃了近两个月的南瓜——洪水来临前家里的食物储存只有这个，在之后的两个月里，被妈妈做成了南瓜粥、南瓜饼、南瓜饭。洪水把所有东西都冲在一起，不久之后就开始发臭，动物也在找各种地方逃难：地势高的街面上有蛇盘踞，树枝上、衣柜里，它们逃散各处，一天夜里，陈西被老鼠咬了一口，洪水来临后它们很难找到食物。9月1日，学校照常开学，家长们划着木船轮流接送上学，瘦长的船身能装十来个小孩。放学后，再被另一个家长接回家。学校被淹，他们被接到棉花厂里上课。大人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娱乐方式：钓鱼。从二楼把鱼线抛出去，被洪水冲得晕头转向的鱼儿总能钓上来几条。

2020年夏天，暴雨再次光顾这个南方小城。长江水位不断上升，江洲岛的水位最高时超过当地警戒水位3米，接近1998年洪灾水位，且呈上涨趋势。7月10日，江州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求助信，号召在外工作的乡亲们回家抗洪。

洪水漫过曾经的沙滩和树林。

1998洪水之后，传统的棉花种植已经不足以留住年轻人，青壮年开始大量外出打工讨生活，如今留在岛上的绝大多数都是留守老人和妇女。几天前，政府发布了撤离通知，江洲岛彻底安静下来。

梅秀明家早在2008年就搬离了小岛，在九江市里买房安家，如今，他已经是一个2岁半女孩的爸爸，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经理。年初，他拉上朋友陈西一起去了东莞，开拓市场。看到老乡微信群里转发的求助信时，梅秀明正在东莞的出租房里躺着刷手机。他立马叫陈西一起看，俩人决定回来抗洪。

进岛要乘10多分钟的轮渡，梅秀明第一天去参与抗洪的时候，岛民还在忙着搬运东西，大大小小的车子挤在船上。这两天，梅秀明接过了父亲当年的工作。住在小岛岗哨里，扛沙袋，巡逻，看堤坝上是否有“泡泉”。他已经不太认识村里的人，坐在那闲聊时，茫茫然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旧时的初中校园在他离开后被改造成养猪场，这两年养猪场也倒闭了。他去看老宅，朱红色的窗框早已破落失修，玻璃也不知在哪年彻底碎掉了。他开始重新认识家乡。

以下是梅秀明和陈西的口述。

回乡抗洪

梅秀明 30岁 江洲镇人

我是在微信上看到的求助消息，我们村有一个群，有人转发了那个公开信的链接。当时我在玩手机，有很多搞笑短视频，在东莞工作压力大，我喜欢刷那个，心态能放松点。刷完翻微信正好翻到那个群。

后来我给我老爸打了电话，我们现在这种情况，防汛比较严重的话，每家每户要出个男丁，我老爸年纪大了，今年都57岁啦，不想让他去岛上扛沙袋。结果我老爸说不用我回来，大老远跑回来不容易，他们也经历过1998年的洪水，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不算什么。我就说，我想回家看看，我老婆还在九江，两岁半的女儿也是我老妈在带，他就不说话了，算是同意我回来。

我跟陈西是一起回的。我买了12号的票，坐了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到九江，隔天去的江洲。说实话，平时工作太忙了，根本没时间去看家里防汛的情况，水位什么的信息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回去才看到，那个渡口已经淹了，我小时候就在的娘娘庙也已经在水里了，就剩个圆圆的顶。

我已经在坝上4天了，中间还在岗哨过了两个夜，主要就是装沙子、扛沙袋，然后还要在坝上巡逻，看有没有“泡泉”和渗透的情况，看到了要上报。起泡肯定是长江水冲开了一个小洞，得抓紧堵上，不然很危险，最严重要溃坝，那样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淹完了。一袋水泥得有二三十斤，搬完肩膀都磨红了，到现在那里还是好辣的感觉。

夜里睡在岗哨，能听到洪水流过的声音，像打浪一样。这两天本来天气预报说有雨，结果没有下，反而是大太阳，中午我会到岗哨下面阴凉的地方睡会午觉，身子底下垫几个化肥袋子。

我们都没怎么干过这种活，像我老表（表兄弟），他也是从九江回去抗洪的，本来皮肤白白的，现在特别红，晒伤了。

江洲岛北坝，路边是装好的沙袋。

陈西 34岁 九江人

我们俩在东莞合租两居室，他看见消息的时候我们正好在一块，就问我回去不，我也很长时间每回去了，九江那几天也在下暴雨，我也不放心家里人。

我给老爸打电话他也不让我回，说家里没事，只是出不了门，因为雨大嘛，我家住的房子旁边就是池塘，水都漫出来了。我就说我想孩子了，老人嘛，这个由头都会同意的。

我们家那边目前情况还可以，我这几天准备到湖口（县）去看一下，我老婆是那儿的，丈母娘还在那儿。我弟弟在湖口抗洪，开挖土机，他说好几天没回家了。

回家这几天我跟我爸聊天，我们家这边1998年洪水的时候属于分洪区，我们家就在坝口，那时候村干部大晚上敲锣到每家每户通知，说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炸坝，为了分洪嘛。那时候要保大舍小，为了保九江，要牺牲新港这边。

晚上12点钟就被我把叫起来搬东西，那时候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电视机啊柜子啊搬到二楼，晚上就睡楼上。后来洪水退了我们那里都重建了房子，因为被水冲得地质不太牢固，都不敢住了。

泡在水里的村委会

“救灾赠品”与南瓜粥南瓜饼

梅秀明

1998年洪水的时候，我上小学一年级，年纪比较小，记忆没有很多。我印象里大水是晚上来的，我们家的房子建在了北坝上，所以没有被淹，当时那个水位已经快到坝的高度，如果再高个几十厘米，我们家也会被淹。前后两边地势低的地方都在水里了，我们家这一排坝上的房子跟金鸡独立一样，躲过了一劫。

其他村里家有住平房的，房子肯定垮了，那个时候的房子不结实，是砖木结构的，和现在的承受能力完全不一个等级。很多村民来我们家避难，楼上楼下住满了人，得有20多个。但感觉跟电视上演的那种灾民不一样，没那么苦大仇深，大家还是挺平静的，笑眯眯在那打牌、吹牛，跟平时差不多。后来断电了，大家就点蜡烛，接着打，吃饭也在一起，很热闹。

我们小学也建在坝上，就离我家几百米，走路就能到，特别无聊。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是划船去的，到处都是水，得划木船过来上学，都是大人带着几个小孩子一起去。那个船晃来晃去的。

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发了抗灾的那种书包，军绿色，单肩的，上面印了个五星红旗，写着“救灾赠品”。

小时候不太懂事，但就算到现在也没用恐惧的感觉，习惯了，我们都会游泳嘛。我小时候是爷爷教我游泳的，他当时都60多了，教我的方式就是往水塘里扔，呛到了就再把我捞起来。学会之后就算家人不让，我们也会到长江边上游，放学偷偷去。我们就是在水面上长大的。

陈西

我比他大几岁，98年的时候已经十来岁了，最大的印象是那个暑假好长啊，吃了好久的南瓜。洪水之前南瓜正好上市嘛，我们家就种了，洪水期间我妈就做南瓜粥、南瓜饼，因为米不多嘛，要省着吃，我整整吃了俩月的南瓜，吃得我头都晕了。

开学之后我们划船上学，学校也被淹了，我们就到棉花厂去，每个班一个屋子，没有凳子，我们就坐在地上听。瘦长形的那个船能做十来个小孩。我们是每天一个家代表来接，如果我们村像我这种年龄读书的有十几个，一个年级的话，家代表就一起接回来，从家到上课的地方得划半小时，中午带个盒饭，在厂子里吃。那时候的规定是如果下雨就停课，我就天天盼着下雨，老师上课也没怎么认真，我怀疑他跟我想得一样。

有些人没船，就坐在那个澡盆子里面，拿个木杆也能划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整天想着划船出去玩。大人也会自己找乐子，我们住二楼，一楼都是水嘛，没事的时候我老爸就在阳台上钓鱼，把线一抛，一楼会有鱼，大水冲来的。还有好多人在马路上抓野兔、野鸡，因为我们是炸坝，那个水流不是很猛，它是慢慢地涨上来，在马路边上守真的能逮到。

我们家门口蛇多得要死，我老爸喜欢喝酒，酒瓶子摆了一排，水淹了之后看不清，有一个长条的以为是漂的酒瓶子，结果是条蛇，嘴里还含了一个癞蛤蟆，泡在那里。我还被老鼠要过一回，给我咬醒了，洪水之后它们都没东西吃。

7月20多号发的水，水退的时候已经10月了，到处都是垃圾，各种淤泥，大家就把那些泥清理到池塘里。怕有瘟疫，村里还撒了白石灰消毒。当时我老爸去抗洪有时候一晚上都不回来，早上回来一下，吃了饭又出去了。我跟我妈妈去给前方抗洪的人送过水，新闻上没有骗人，那时候水挡不住的时候当兵的就往里跳，做人墙。

岛内有内涝，部分道路被淹没。

城市与家乡

梅秀明

我们家2008年就在九江市区买了房子，离开了岛上，老宅已经十几年没有人住了，里面都是灰尘，我有时候会回去看看，到自己小时候住的房间里，那个放衣服的大箱子还在那里，慢慢一层灰。这次回去看，窗户都碎掉了。

回去抗洪这几天，和我一个岗哨的我基本都不认识。我当时的同学也都早出去了，回九江的都很少。98年洪水之后，岛上的人就开始大批出去了，后面年轻人越来越少。

父辈他们出去，是因为在岛上种植棉花赚不到什么钱，工厂又少，有的也是棉花厂这类的，大家需要去讨生活。到了我们这一辈，面临的压力更多，男生到了二三十岁要结婚，像现在，家里哪怕有新盖的房子都不行，你必须要在市区有一套房子，人家才愿意嫁给你，更不可能回岛上去了。

这些年，岛上大部分是留守下来的老人，也有小孩被放给老人带的。我小学和初中是在那里读的，初中那个学校连足球场都没有，我们都是放两个书包在那做球框。到了县城读高中，我才知道学校还能那么大，篮球架是是标准的，不是简陋的圆框。后来，我们岛上的初中学校做了养猪场，再后来养猪场也倒闭了。

村民撤离后，寂静的江洲岛夜晚。

陈西

说实话，自从结了婚我就很少出远门，去东莞是被他拉过去的。我之前除了去玩，工作基本一直在九江，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。但现在，我觉得不管他最后回不回来，我肯定是要回九江的，我有两个儿子，想离家近一点，看着他们长大。我高中还没毕业就退学了，他们不能这样。

在东莞的工作压力太大了，一周基本无休，带客户去看房子基本都是在双休日。平时除了上班，我们很少出门玩，房子租得两居室，每个人3000多，再加上其他开支，算下来生活成本得有六七千。

在东莞当地我也有同学，一直没有联系过，不知道说啥，没那个动力，大家都是打工。那里的生活节奏也快，我以前做过厨师，平时有空还做点饭，实在忙起来都是点外卖。晚上十二点才睡是很正常的，有时候还得熬大夜。